因此，得其环中是一种思维方式，可以称为居中，即超越是非二元对立的模式去看问题，从而获得全面知解的一种思维方式。
……与其非外而是内，不若内外之两忘也。） ⑥ 代表性观点如：张立文先生认为，敬就是主一，主者，心不二用，不为外物诱惑;一者，整齐严肃，心一而无僻，故主一便是居敬。
在二程的构想中，仅仅讲求主静无欲、闻过迁善的个人修养是不够的，后世学子当能够深谙儒家修齐治平之道，当拥有家国情怀，承担社会责任，从而让道统不绝、华夏绵延，这正是其从主静转变为主敬修养工夫背后的深意。由此，天理几经转化，便可成为人事方面每个人都需要践行的主敬修养工夫;主敬的修养工夫亦是为了复现每个人身上至实不虚的天理。（《程氏遗书》卷第十五）[3]149 闲邪存诚，闲邪则诚自存。程颐举了贼寇和垣墙的例子，来对主敬闲邪而葆有天道之诚作了说明。而既然性无内外，则以内为静、以外为动并强加区分善恶的观念也就不能成立。
闲邪工夫关注外在的容貌严肃、思虑端正，也就是整齐严肃。（《程氏遗书》卷第一）[3]9 诚者自成，如至诚事亲则成人子，至诚事君则成人臣。《周易》不再叫《周易》，而叫《易经》，其中关于《周易》经传的解释，称为易学。
《周易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大，它不但影响中国的文字，关键它还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。否卦卦辞说：大往小来。山东邹平人，国际著名易学家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,第十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山东大学终身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——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，中国周易学会会长，《周易研究》学刊创办人、主编，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第一学术带头人。它内容十分丰富，涉及的范围很广，它上论天文，下讲地理，中谈人事，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，从社会生产到社会生活，从帝王将相如何治国到老百姓如何处世做人等等，都有详细的论述，真是包罗万象，无所不有。
卦中六画的排列从下到上，用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表示位序，阳爻称九，阴爻称六，爻象共三百八十四，乾坤两卦另有用九、用六之辞。《易经》成书于何时，作于何人,迄今无定论。
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《周易》，抄写于汉文帝初年，与传世各家《易》本均不同，是现存《周易》中最早的别本。至汉代（前206～公元220），经学兴起。泰卦九三爻辞说：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提出人更三圣说，认为伏羲氏画八卦。
汉武帝又设立了《易经》博士，这个博士不是今天的博士，它是一种官职，而且相当有社会地位。三是判断吉凶的辞句，如坤卦卦辞说：元亨，利牝马之贞。宋朱熹撰《周易本义》，为宋代以后通行本。《易经》的卦象指卦的图象，由阳爻—和阴爻--两种爻象，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，共六十四种卦象。
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它历经种种坎坷与考验，或褒或贬，时衰时兴，却依然默默地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重大贡献。战国后期，对《易经》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学问，一些系统阐释《易经》的文字陆续被收集起来，汇成《易传》。
历代《易经》的著名注本除以上两种外，还有唐朝李鼎祚的《周易集解》、清朝李光地的《周易折中》，都对后人治《易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其中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辞、爻辞，不仅记载了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人体科学和医学方面的大量知识，同时还有预测信息的宝贵方法。
古人逢大事必向神灵卜问吉凶，其方法有龟卜和占筮。我们今天所说的《周易》，包括经、传两部分，传是对经的解释。一是讲自然现象的变化，用来比拟人事，如大过卦九五爻辞说：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士夫。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大致有三类。乾卦九五爻辞说：飞龙在天。五四运动以后，史学界对传统说法提出怀疑，认为卦和爻辞中讲到周文王以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，足证《易经》成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，因此出现了周初说、春秋中期说和战国说，所据不一。
筮用蓍草，按一定法式推算出数目，求得某种卦象，依据卦辞、爻辞推测所问事情的结果。许多著名哲学家，依据《周易》经传提供的思想资料，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。
进入专题： 易学 。一说指周遍之易，即探求普遍的变易法则。
《易经》的版本，流传下来影响大的是魏王弼注本、唐孔颖达疏，亦称《周易正义》，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动力因即生，目的因即成。
例如，对于《继善成性章》的阴阳不测之谓神和《中庸》第二十五章的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，《道体学引论》虽都有论及，但相较而言，丁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。然而，如果是对核心经典中某一重要维度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，那就应该引起格外的警惕，因为其中很可能隐藏有更深的转进之契机。如果显明坤元为质料因，则四因说中固有的形—质二本问题如何消除？难道要回归到朱子理生气的路向上去？牟宗三既以圆顿之义为超卓，自然不能坎陷回分解的滞钝之理。于《中庸》，则宗濂溪之以《周易》解《中庸》，所不同者在于丁耘更强调循《庸》解诚，并借之见性。
牟宗三以中国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交贯融通，直接疏通《易》《庸》，下摄宋明 [6]，取径不可谓不高。道之将废也与？命也，《孟子》之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《中庸》之君子居易以俟命，《庄子》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都是在言说命的不测的偶然义。
在中国哲学经典中，强调命字的寿命一面含义的，其实是颇为罕见的。不知统、宗之判，依宗明统往往误入以宗为统之病。
牟宗三提及《坤·彖》而只说万物资生义，其余皆不论。所以，matter的观念很重要。
作为动力因的心与作为目的因的所思同一。《道体学引论》既然以将哲学本身问题化作为基本任务及致思的起点，则没有比考察四因说的起源与深意更妥当的进路了。[13]其作者对于《庄子》内七篇应是有充分了解的。真正的对话也许只意味着：因为偶然的契机，某一思想者的工作刚好成了另一思想者必须克化的问题。
经由一系列的外（即《大宗师·回益矣章》的忘）的阶梯，卜梁倚得以造见独之境，作为杀生者和生生者的不死不生的独体由此完整地呈露出来。需要留意的是，道家之名晚至西汉时期才出现。
然而，目的因能够完整地吸纳不测的变化吗？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《庄子》言命皆有二义：一为命令义，强调的是必然性。（《庄子·德充符》）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，而弗得也。
审乎无假，而不与物迁，命物之化，而守其宗也。诚体统乾坤、一天人、贯始终、合内外，为道体之充足朗现。